我对华国锋印象深刻。
作者｜于光远
选自｜《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11月出版
我最早认识华国锋1961年长沙，我赴湖南。毛泽东作为肩负着深入农村基层、探寻“大跃进”时期真实状况使命的三个调查组之一，我们抵达了长沙。在湖南省委，省委第一书记亲自主持了我们的接待工作。张平化我有幸与省委全体成员共聚一堂，他们向我们这个调查组详尽地阐述了当时湖南省的全面情况。华国锋身为主管财贸事务的书记，我有幸参与了此次会议。但须指出的是，鉴于我分管的工作领域与本次任务之间有所偏差，我与该小组并未形成实质性的工作对接。自来到湖南已近三月，我与他未曾有过交流，对他亦缺乏深刻的了解。
自1975年，印象中是他。邓小平在“批邓”初潮、“批邓”中段、“四人帮”的覆灭——邓小平的二次归来——中央工作会议及三中全会的召开——三中全会落幕后的主席生涯——以及他辞去党中央主席之后的时光里，每个时期都蕴藏着值得细细道来的故事。然而，关于这些时期，公开的资料相对匮乏，我们只能凭借“印象”来勾勒其轮廓。
▲从左至右依次为陈云、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领导人，他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合影以作纪念。
他的初印象主要源自其卓越的工作能力与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
1975年，我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时， 邓小平要胡乔木和我帮助华国锋在着手撰写筹备首届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演讲稿之际，胡乔木承接了稿子前段内容的撰写任务，而我则负责了其余三个或四个部分。在与他的交往过程中，我有三个深刻的感触：首先，他对工作秉持着极端认真的态度，注重每一个细节，脚踏实地；其次，他的记忆力非凡，众多细节都能铭记于心；再者，他的言辞表达清晰，逻辑条理分明，观点阐述得极为透彻。虽然这几点不足以构成极高的赞誉，但无疑均属“优秀”之列。
最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撰写这份讲话稿的经历。华国锋同志在白天忙碌于处理公务，但每晚大约十点钟便会来到中南海，那是我们集体起草文件的地方。在那里，他与我们并肩作战，直至黎明，有时甚至通宵至凌晨两点。他不仅担当着定稿者的角色，更频繁地与大家共同研讨、商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
1975年9月26日胡耀邦肩负着《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重任，向国务院进行了详尽的汇报。邓小平作为主要的汇报对象，全体副总理均莅临现场，中央相关单位的负责人亦齐聚一堂。我亦深感荣幸，得以作为列席嘉宾参与其中。此刻，华国锋在国务院主管科学院的职责范围内，胡耀邦等人在汇报过程中，现场气氛热烈，众人竞相发言，他却始终保持着缄默。汇报落幕之际，他率先站起，发表了一篇内容丰富的讲话。我认为，他的发言值得特别关注。从他流畅的表达和严密的逻辑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对科学院的深刻理解，其言辞清晰易懂，令人印象深刻。
在那场汇报会议上，我对他的整体印象与先前在协助他撰写演讲稿时所形成的认识，以及随后协助他草拟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的体验，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第二印象源自对其胆怯与柔弱的认知，这种性格特征在“批邓”运动中逐渐显露端倪。
不久之后，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兴起，邓小平所领导的核心工作逐渐由他亲自接手。在那个时期，他的权力达到了顶峰，显赫无两。
当时中国科学院有个造反派头头叫×××，他原先是个小干部，可是他敢向华国锋提出问题，说华政治上有问题，在科学院工作上跟着邓小平走，根据就是在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科学院工作时华国锋的那个发言，而这个发言是有记录的，白纸黑字。
面对对华国锋同志的指控，他本有理由采取轻蔑之态，或寻机对指责者以恰当之回应。但出乎意料，他选择了自我辩护，声称自己当天刚刚结束西藏之行，抵达北京。关于《汇报提纲》的内容，他是在会议现场首次获知，因而未能有充分准备。他只是临时发表了数语，加之记录质量不高，未能完整地记录下他的全部发言。
一方面，作为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即便面对一名微不足道的造反派首领，他的威严亦显得不可侵犯；另一方面，我却觉得他并非那种所谓的“厉害”人物，他不会轻易对他人进行打压，反而给人一种忠厚的印象。他无需刻意自我吹嘘，也不必编造与事实不符的言辞。在那次汇报会议上，除了他以外，还有多位副总理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见解。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谷牧众人俱已缄默，不再发声，他何须自讨烦恼，多此一解释。除非我所掌握的信息与事实有所出入，否则若一切证据确凿，我难以理解他何以显得如此怯懦。
未曾料及，仅一年之隔，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便迎来了其彻底的覆灭。众所周知，华国锋、叶剑英同志们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华国锋同志在当时能作出如此果断的决策，并最终促成此事，实属不易。不可貌相。
粉碎“四人帮”后，他已功成名就。毛泽东身为党的后继者，党内却涌现出一批热衷于吹捧、过分捧场之人。他们模仿昔日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将他尊称为“英明领袖”。国务院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在大庆参观时，发现其展览馆对他进行了过度的个人崇拜，其形象被过分凸显。在一段时间内，无论是报刊媒体、文艺节目，还是小学教科书中，都充斥着对华国锋的赞誉之辞。我在出席十一届二中全会期间，分组会议上众多同志纷纷发表看法，甚至有同志提议在我国宪法的序言中写入华国锋的名字。
那时，类似情况并不罕见，至今我仍能鲜明回想起数起颇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比如，在庆祝自治区成立30周年之际，《广西日报》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华国锋同志亲自为报纸题名。次日，报纸上醒目地呈现了三个鲜艳的套红报头，不仅报头本身采用套红设计，华同志的题字在第一版刊登时，也特别采用了同样的套红处理。另外，考虑到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报道必须置于头条显要位置，原本位于第三版的内容也被提升至头版，并额外增加了一个套红报头。这些举措无疑极为引人瞩目。
然而，我亦深知此事并非完全是他的过错，亦不适宜将主导责任悉数推卸于他，因这——毛泽东时代现象，远观之。斯大林时代就有的现象。要华国锋坚决反对这种封建残余，我认为是难以做到的。他是靠毛泽东“ 你办事，我放心这几个字行不行？
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那一段时间内，《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在报道中、在文章中，同华国锋对着干的东西不少，可是华国锋并没有去整这些传媒。这一点至今也还有对华国锋的好评。我认为在三中全会闭幕会上他讲那样一篇话，是不容易的。
总体上，华国锋给我留下了较为积极的印象，但他的确显得过分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
自他卸任以来，我偶有在各类会议或医疗场合与他意外重逢。每遇此景，我始终以和善的姿态相待，即便过往对他的某些看法，我持有着不容动摇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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